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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手机可能产自这里你邻居可能在这里打工东莞这地方塞车地球上就有台机器等零件

来源:小9体育直播平台    发布时间:2024-03-17 22:10:23

  这个只有81.5平方公里的小镇,2019年GDP超过760亿元,是广东省东莞市32个镇街道中最高的,是中国内地很多县城的数倍。它与深圳一河之隔,往西是虎门,往南是珠江口。有一句话能够显示出这里“世界工厂”的地位——“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全球每年生产的智能手机,每8台中有1台是这里生产的,因为vivo与OPPO是长安镇乌沙村的“租客”。

  这里94%的人都是外地人,这里的租客,大致分两种:老板、工人。顾西原也是乌沙村的“租客”。他租赁的厂房离OPPO工业园区的直线余米,不过比不了OPPO,他的企业只是生产一些不起眼的风机、五金制品或者冲压模具。那些配件,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条上不那么被关注的一环。

  往年过了正月初七初八就喧闹起来的长安镇,在2020年的春天,因为疫情,显得格外安静。

  2020年2月7日,东莞市公布15项减租减税等措施,支持莞企共克时艰。即便如此,一些负面影响还是无法消除。原本每个月能够拿下300万元订单的生产线,闲置近半,顾西原和记者说,这次全世界疫情对他的冲击高达50%。

  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公司总利润12597.9亿元,同比下降27.4%。

  按照原计划,顾西原准备在2020年轰轰烈烈地干一把,实现“产值过亿”。他先是2019年3月,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智能农机的生产项目,并注资900万元成立一家新公司,接着在东莞市东城区租下三层楼置办了新的厂房,与一家全球著名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2000万元的风机生产合同。

  长安路边,卷帘门上挂着的花花绿绿的招牌上,多写着“五金”“机械”“模具”“不锈钢”“抛光”。2018年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这里聚集着五金模具生产企业1500多家、个体工商户6800多家。老板们常说,不出长安,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任何配件。在穿镇而建的太安路,买模具甚至比买烟都容易。

  完整的产业配套,是很多企业老板很难割舍下长安的理由之一。但他们也发现,多年以前长安的很多优势,正在消失,比如房租、招工、人力成本等。

  黄代菊早就察觉到长安以及制造业的微妙变化。他已在制造业里摸爬滚打31年,他的一家模具加工厂开了24年。眼下,员工忙着用3D技术打印出白色耳机壳儿。

  厂子的规模不断缩小,工人越来越难招,如今每年保持着300万元左右的流水。“可能比上世纪90年代挣3万元更难过日子。”身在其中的他,看得很淡。“吃鲍鱼是过,吃青菜喝粥也是过。”

  1973年出生的黄代菊,用一口粤语普通话说,“广州以前是没有工业的。东莞这边就是一片烂地。” 如今门外就是省道上的一架叠起的立交桥,货物经此流向世界。

  有人用“富得流油”来形容长安镇;有媒体2008年曾报道该镇修建可容纳4000人办公的政府大楼,引起争议;本地农民别墅群的社区新居与打工者拥挤简陋的集体宿舍共存于此;房价已涨至每平方米3万元。

  “这大街上估计都看不到一个长安本地人。”一个外地人说,他们(本地人)大多就是靠租金,家里要是有厂房的人,根本就不愁吃穿。

  25年前,小学文化水平的21岁的顾西原,成为长安当年数十万流动人口中的一员。

  他之所以来长安,是因为北漂7年回到四川老家后,从老家人那里嗅到了工厂的味道。“进厂,是很向往的一个工作。进厂就是工人了嘛,这个阶级就提高了一下,想想都爽。”

  顾西原有5个姊妹。他当年去北京的时候,父亲说,“出去一个,能把家里的口粮存着,也不错。”13岁的他便揣着贷款贷来的100元,只身前往北京。在建筑施工工地打过工,在北京图书馆擦过玻璃,在通县磨过豆腐,在卤煮店当过小工,他从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初来乍到,长安就让他饿了肚子。这个21岁的小伙子和他的两个老乡,找工作的时候,被查暂住证的治安大队收走了身份证,包括手腕上的表和藏在鞋里的钱。后来他们才知道被假治安大队骗了。

  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老乡开的早餐店赊早餐吃,赊了一个星期之后,还没找到工作,老乡再也不让他们吃了。

  他更没想到的是,在这里,男人找工作有点儿困难。一个原因是男工已经太多了,另一个原因是男工爱打架。后来还是一个老乡说好话、卖可怜,他们三个才进了一个首饰厂做焊工。

  那段日子,他每天要焊七八千个首饰,手指头磨破了,包扎好继续干,一天挣10元。后来厂里来了一位做模具的师傅,他们听说是老板专程叫他过来的,给他买了机票,月工资3000元。

  “我一年都挣不到3000块钱!”顾西原那时候就想,“我一定要学这个玩意儿。这一个地区不能干了。”

  后来他托一位老乡,进了一个台湾老板的五金厂,再后来去了一位香港老板开的冲压制品厂。从一个月300元的普工干起,到升为模具科主管,顾西原花了8年的时间。起初,工厂要从包括顾西原在内的三个工人里选一个人,学习做模具,最终留下了他。

  有人用诗描述过行业:将一块坚硬的钢材/打造成你想要的模样/汽车外壳/手机配件/矿泉水瓶/生活的形状/皆可成模。但实际上的工作并无诗意,那时,顾西原最害怕的是没活干。“你要知道,没活干可能会被炒掉。”

  “那时来这一个地区打工的人实在太多了,每天有人找不到工作。”顾西原说,“当时哪里有红纸,就说明有招聘,往往红纸一贴出去,不到十分钟,就一二百人围在那里,哪怕有时候只招一个人。” 那时的工厂从来不愁招不到人。

  长安镇《人口普查情况表》显示,1982年本地户籍人口2.55万,无外来流动人口。1990年外来流动人口3.11万,2000年55.99万,2008年69.01万人。曾经逃港成风的小镇,成为外来务工者蜂拥而至的地方。

  在顾西原的印象里,21世纪开头的几年,是长安镇发展最快的几年。“冲压机都是印钞机,一台机一天能做到两万块钱!”也是那段儿时间,“我们民企觉醒了。”顾西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就是在2003年年底,从打工仔,变成了“老板”。

  据《长安镇志》的数据,长安镇的外资企业2002年达到了1666家,其中“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1312家,非公有制企业数量达到512家。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民营公司数不断增长,并逐渐超过外资企业数量。

  2005年曾有媒体报道,在长安镇600多家非公有制企业中,有60%从事机械模具五金行业生产和销售,“中国五金模具重镇”已初具成效。在顾西原的记忆里,那几年众多小厂慢慢崛起,并慢慢吞掉了大厂。他坦言,那时候他办厂“纯粹是为了赚钱”。

  他们做过啤酒瓶的起盖器,做过音响、电脑配件,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他们还做过300万个奥运会纪念品。一个从办厂之初就跟随顾西原的老员工说,那是“拿来什么做什么”的日子,“不挑剔。”至今起盖器的模子还在厂房里放着,最早购入的冲压机已经褪色。

  “我们搞技术的不懂跑业务。客户来图,我们加工。”顾西原记得,起初的一部分单子,一定程度上是靠“酒”拉到的。顾西原至今酒量也并不算好,在办厂之前很少喝酒。后来不得不常常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但生意就是在宴席上谈成的。

  多年以后,顾西原回忆起来觉得,那时候工厂的生产模式比较粗放,但也正是在2008年,很多大事挤在一起了,先是南方暴雪,接着是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从未听说过的“金融危机”,这些让他走到了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并之后迎来了他对中国制造的第一次思考,在与工厂的第一次转型。

  “那阵子想死的心都有。天天有人打电话要钱。”顾西原说,他只好关机躲债,后来一度发不下工资,靠卖工厂里的废料维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接不到一个单子,尤其是外贸订单。那一年他察觉到金融危机来,是与索尼签下的订单暂停交货。原本每个月要交50万元的货,一下子停了,那是工厂一大半生产量。

  过去17年里,他的厂搬了5次,大多数时候都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唯独2008年那次是因为缩小规模而搬迁的。工厂从高峰时的50多个工人,滑落到包括他和妻子在内只剩4个人。那段时间,长安镇上厂子倒闭的倒闭,搬迁的搬迁,老板跑路的跑路。

  直到后来朋友介绍了一个做风轮的单子,让他报价。“别人都是报10万元一套,我一算3万元,答应他20天出样品。”顾西原很是感动,“老板当场就给了3万元。”他说当时大概一个星期没在床上睡过觉,困了就在沙发上躺一下,仅剩的几个员工拼命地做,“机器一响,就睡得香。”那个产品也让他一下子从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回血”。

  曾经引以为傲的全国出口创汇第一镇,遭受重创。顾西原觉得,当年之所以自己能够以那么低的价格拿下那一单,是因为他懂技术。2008年过后,他开始思考很多像他一样的五金厂,在风暴中倒下的原因。倒下的原因有三角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

  “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都是简单的加工单,有些是贸易公司转过三手的加工单。”顾西原觉得,不能再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做,要建立起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在做过一系列调研之后,他决定专注于与“风”有关的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这也是多年来他的优势所在,以及2020年能够与挑剔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订单的缘由。

  妻子张小燕记得,也是2008年过后,生意开始进入网络时代,他们不再简单地依靠线下找关系、靠喝酒拉单,而是将店铺挂上网络,一些订单主动找来了。

  相比于自己的小本生意,那一年不少港资、台资的大厂也死掉了。“他们人多,管理成本高,反而是小厂开支少,灵活,生命力强。”但顾西原心里清楚,“中国的制造业还是香港、台湾地区,帮我们支撑起来的。我们从那里学到了技术,然后慢慢地成长起来。”如今顾西原身边的这群70后老板们,年轻时大多都在港资或台资企业里当过打工仔,那时候的长安镇90%是香港、台湾的商人投资建厂。顾西原觉得,即便他们在这里赚了钱,也是他们“应该赚的”。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顾西原的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长安镇也开始“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地方的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和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镇”。

  这里的山被开发成旅游景区和高尔夫球场,农田推成厂房,这里的土地在18年前,就已经只剩下十分之一的耕地留给农民,陆地面积因工厂大楼的兴建而变得紧张起来,海岸正向珠江三角洲继续延伸,企业偷排造成的环保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那些街道含着安、宏、振、兴、富、荣、盛等这些美好的字眼,太安路边医院楼顶打出的“工伤“招牌,引人注目。

  镇上这家医院的骨科医生,同时也是长安人的唐志宏眼里,也感受到长安镇微妙的变化,多年以来,工伤类的病人少了。

  “以前每个月能收到十几二十个,现在能遇到一两个就不得了了。”严重程度也在降低,以前他见到过一整个胳膊断了,或者手掌都压没了。如今一般都是小伤,比如有时候工人自己锤到自己的手指头。

  “最底层的手工制造最容易出事。”唐志宏说,许多制造业,多在服装厂、五金模具厂之类。2008年后逐步转型,大量“三来一补”的服装厂纷纷搬离,他们像当初从香港搬到内地一样,再搬去东南亚或者内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另谋出路。一家当年没搬走的做缝纫机的港资企业,后来把规模压缩到十分之一。

  很多人都意识到,长安镇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消失。紧接着,用工荒、原材料价格上涨、社保负担增大、环保、消防的压力增大、厂房租金不断上涨,“野蛮生长”结束,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的前30年的诸多优势,有的也正一点点消失。顾西原的感觉是,从2015年开始,一种比较悲观的情绪,在他所熟悉的非公有制企业圈子里蔓延开来,他们一年比一年觉得制造业发展艰难,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

  企业为招不到合适的工人发愁,曾经与顾西原在同一个港资五金厂打工的工友,转型生产机器人,开始尝试用自动化取代人力;房租从每平方米8元涨到每平方米28元,甚至更高,近年来厂房多被二手房东把控,租金不断抬高,有朋友在几年前迁往东南亚办厂。

  “因为你做实业的老板开始就不会想到这些,就不想到这些歪歪肠子,像我们脑袋里面肯定想的是这个产品、研发。”顾西原告诉记者。

  长安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政府也意识到了二房东的问题,他们也在想办法解决。在那些贴着“招租”的厂房,记者电话去问时,基本上很难找到不是二房东的厂房。他们大多是从村委会那里拿到房子,再转手卖出去。

  一个生产电风扇的老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如我们卖出去的是10元的东西,按正常材料成本占60%,减掉供应商的材料还剩4元,人工成本按10%至15%,增值税13个点,扣除其他管理费10%,可能只剩两元,两元里还有房租,和公司一些其他开支。顾西原说,最终算下来“产品出来不赚钱咯”。

  “我们中小非公有制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就业。”顾西原的一位朋友说,“利润没了,还怎么搞研发和创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三来一补”的服装厂纷纷搬离。模具厂还在,但服装厂已为数不多,尚未搬走的是人人都想进的美泰玩具厂之类的大厂。

  “制造业中低端我们已经做不来了,现在中端也饱和了。”黄代菊瞅了瞅自己脚上的那双旧运动鞋,“我们穿的鞋,都是在这边做。”但那些厂子,在2008年前后,就已经陆续转移,“有一个厂子一万七八千人,全没了。”一个在长安待了十多年的工人说,下班时人流如织的场面,已经消失不见多年。

  顾西原身边已经有朋友前往东南亚,原因主要是考虑人工成本。“工资1500元一个月,是咱们这边儿的一半还低。”“成本是低,但是这些人做事不如中国人勤快。”很多人都说,那不过是30年前中国的样子,也是30多年前长安的样子。

  从劳动力角度来讲,东南亚的劳工并没有中国劳动力那样吃苦耐劳,他们不愿加班更擅长维权;从产业链上来说,制造业产业链复杂多样,长安镇完善的产业配套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更高。最终那个前往东南亚的厂,以“亏了几百万”告终。何况搬厂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2019年3月,顾西原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项目,准备在那里的工业园区新办一个厂房。当地给他提供了地租、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人工成本也会降低。

  最近,顾西原奔波于湖南新厂与东莞老厂之间。他正在慢慢地将他的战线拉到内地。但新的问题是,产业配套相对而言,不如长安镇,“比如你想在那儿买一个螺丝,可能都买不到。”所以他做了两手准备,他先不放弃长安的厂房,同时将一部分生产线迁往内地,以更好地过渡。

  他的一个朋友和记者说,“往人工便宜的方向地方去,本身就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真的要想长久,就要用机械手代替人。”可顾西原觉得,终究会有工作是机器无法替代的,而且各项成本仍然在抬高。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与顾西原一同在湖南这个县签下了新的生产项目,同时决定保留长安镇的厂房,作为展览与销售的地方。

  长安镇理发店老板手里的推子,在2008年后,推过的人就越来越少了。那是一个位置比较偏的小门面,屋里有6把椅子和一个学徒。顾西原在这里剪了近20年头发,价格从5元到10元,再到20元。那时候请了五六个姑娘做帮手,如今只有老板一人在店里忙活。

  以至于当顾西原告诉老板,自己准备去湖南开厂时,理发店的老板提醒他,给自己留个位置。

  “现在让我最担忧、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后继无人。”顾西原不止一次提到这件事,“我们现在没有培养的年轻人。”

  他担心厂子里的技工被挖走,也焦虑招不到更好的技术人才,“人才是企业最核心的。”他说,在他目之所及都是银灰色的金属制品的院子里,工人主要是70后、80后,已没什么年轻人愿意来学这门技术。“我们这一代人老了怎么办?”顾西原问道。他又想起20年前,那个不愁没有学徒的长安。

  据《工人日报》报道,高职扩招的2019年,湖南一所职校的招生人数创了建校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护理、会计、电子商务等专业异常火爆,然而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两次招生只招到16人,惨不忍睹,后被迫停开。该专业是那所职校的招牌。

  顾西原想用企业文化和宏大的理想,留住工人。他要求《弟子规》每个人都要会背,院子的墙上张贴着“仁义礼智信”的字样,有时候顾西原会跟员工们谈他的理想。有工人和记者说,其实他们并不是很在意背诵《弟子规》这回事儿。企业的理想,他们甚至不那么关心。他们只是希望在过年回家前,能够快一点儿拿到工资和奖金,以及涨薪。

  一个跟着顾西原干了多年的员工,最近在考虑要不要离开,因为“工资太低”。顾西原也知道,“现在我们做企业,做到这样子不完全是为赚钱,首先我要养活跟着我的兄弟。”

  一家长安镇的人力资源公司,每年能够招来数万名大学生,送往广东的各种工厂,比如比亚迪、富士康,打寒假工、暑假工。他们更多的是想来挣些零花钱,体验体验生活。一旦问他们毕业后是否愿意进厂,他们都摇头。

  “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儿,你要问他干什么?‘我要做网红。’人人都做了网红,谁来做事?谁来做制造业?”顾西原所知道的那些年轻人,有的去送外卖,有的去开直播,有的去跑销售。人的流失,制造业就没有招架之力。但他依旧是觉得,没有制造业,中国的经济是不行的。

  最近一个做网红孵化的老板拉他一起吃饭,带他参观网红孵化基地,看他是否有兴趣投资。顾西原很谨慎,他还是更相信实业,风口上的一些领域他正常情况下不会去碰,包括房地产。在顾西原眼里,“很多项目是经济泡沫,如果爆炸,会死得很惨。”

  “如果一定要说有蓝海的话,那就是你最懂的那个行业。”他曾经被拉去投资做美容护肤品,最后钱也赔进去了。他只当花钱买了教训。“力不到,不为财。”这是他信奉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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